心头一杯冷咖啡
鼓浪屿是厦门人心头的一颗朱砂痣，窗前的一抹明月光，是他们永远还不完的旧。
鼓浪屿被称为“音乐之岛”，一方面是因为小岛诞生了无数音乐大师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培育天才的音乐土壤之深厚：面积不足1.87平方公里的地域，竟聚集了500余家钢琴，钢琴密度居全国之最。
500架被人反复提及的钢琴，真正意味着什么？500架钢琴，不是500架神龛。记得80年代初，鼓浪屿人的家里开始买进东芝彩色电视。十八寸的蠢笨身躯，家人定要为她专门定做丝绒外套，天太热不能开，雷雨天要及时关，惟恐使用过度。后来出现拨号盘电话，依旧是罩巾伺候，小心轻放。比起鼓浪屿人对待电器的“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”，乐器们却像不时走访的穷朋友，彼此知根知底，礼数就马马虎虎了。这音乐，是如此日常化。它日常化到了“日常化”这样的语词都显得过分庄重：它是贴着生命攀援起伏的藤蔓，它是闽南人见惯不惊的稀粥咸鸭蛋。
我的祖父陈台院在菲律宾独自打拼，每年将侨汇寄返国内养活我父亲兄弟三人。50年代，祖父不惜血本专辟40元购“曼陀铃”一把，寄回家供年轻的父亲消遣。父亲闲暇时，与弹奏手风琴的大伯父、拉小提琴的二伯父与同样拉提琴的邻居叔叔组成四重奏。是否荒腔走板亦未可知，但据说不久疏于练习，乐队星散，“曼陀铃”就此失踪。父亲后来又短暂沉迷口琴与小提琴若干年，不想以此糊口，亦不求技艺精进，那把口琴与提琴最后也不知所踪。
到了我这一代，好乐之风不减，对音乐却无任何形式上的敬畏。小提琴的琴弓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双刃剑。每次授琴，只要老师迟到，琴弓就是男孩子们互相砍杀时手握的十八般兵器；每次老师告状，父亲抓起琴弓一顿臭揍，它又瞬间变成家法。在这些音乐之外的奋力挥动中，马尾做的弓毛一根根地掉落下来，岁月飞逝。
在别的地方，音乐是被供奉起来的；而在这里，音乐是贴肉长的——如《摩诃婆罗多》太阳神之子迦尔纳永远脱不掉的神圣盔甲，已经融为了自身的肌肤。
我常常在想，是什么促成了我们与音乐之间颇为随缘的态度？是岛民耕读传家的保守观念？是相对富足的华侨家庭的慵懒天性？是艺术等级考试的长时间缺席？
音乐从未作为急功近利的谋生手段。几代人的音乐教育，都是无心插柳式的。听天由命，有的最终长成参天巨木，大多数人永远是路边随手捋的一把青草。
教会曾经承担了音乐在岛上的撒播任务。非要引经据典的话，《黄河》钢琴曲改编者殷承宗当年踏上音乐之路颇为偶然。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他，替父亲的大太太刷皮鞋、整理房间，赚到了两美元。一美元买了琴谱，另一美元则用来跟外国牧师太太学习识谱。许斐平音乐天赋的展露，源于教堂司琴手的母亲张秀峦某次因故缺席。当时才5岁的他手脚并用爬上琴凳，竟无需翻看琴谱，将所有圣诗无误演奏至终场。歌唱家兼医生的林俊卿，祖父林温人是厦门竹树脚礼拜堂的创办人，母亲廖翠绸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他本人5岁就能演唱整部《闽南圣诗》，担任儿童唱诗班的领唱。即使是我读过基督教小学的祖母，在接近九十高龄依然可以眯着白内障的眼睛，翻看歌谱。不用专业、系统的音乐教育，基督教家庭、教堂、礼拜与圣诗，就是上一代岛民的音乐必修课。
我们这一代人的音乐教育，离不开鼓浪屿的那所音乐学校。其旧址是荒凉的鸡山路上一座旧教堂。
20世纪90年代，音乐学校的学生们每周有一次音乐欣赏课和合唱课，再大一点的学生要修基本乐理，还参加弦乐合奏队。当时条件看似简陋，其实遭际却颇离奇。我们的“音乐欣赏”课是在殷承宗、殷承典兄弟的祖宅（准确的说是客厅地板）进行的。当时厦门音乐学校校长是殷承典先生。他是著名音乐家殷承宗的二哥，也是这一音乐脉络在岛上的留守男士。鸡山路上，有他的殷家祖屋，全部闽南花岗岩石条砌成，冬暖夏凉，卓妍异色，有幽森的门户、阁楼与狭窄望不到尽头的木梯。如果你黄昏跑步经过，倒可见到一个高大独身帅气的老男人，在海边散步。尤记当初，校长打开名贵音响，塞进录像带或唱片，给一众孩子讲解《动物狂欢节》、《天鹅湖》、《胡桃夹子》等名曲名剧。他激情澎湃，我们都坐在地上，或玩，或打瞌睡。
如果10年前朋友们到鼓浪屿旅游，我可以设计出一条音乐不绝于耳的别致路线：
晚上七点钟从轮渡码头上岸，抵达音乐厅，听听爱乐乐团或厦门歌舞团的音乐会（那里面有我一票同学，分散坐在各声部的最后一排）；经过中华路时候放慢脚步，“babycat’s”咖啡店老板（我的邻居）可能愿意在晚饭后耍一耍钢琴；“褚家园”曾经有一位优秀的提琴手，再往前走是我初恋女友的旧宅，她的音准一向糟糕；到中华路47号，是我舅公们在弹爵士，大年初四的话，还有一场包括手风琴、钢琴在内的家庭音乐会；走进安海路，我另一位初恋女友可能刚洗完澡，她的提琴拉得木讷呆板，泛音永远不对味；鸡山路上卓姓师弟的大提琴喑哑忧伤，如今已经功力大成，他的沉默与执着灌满了每张唱片。走进内厝澳，从龙山洞穿出，抵达三丘田码头，一路伴随你的则是寒假回家的上海音乐学院杨姓师妹，她总在反复练习枯燥的音阶与琶音，一板一眼，如天风海涛，亘古不变。
这是封存了提琴的我对童年的追忆，还是对曾经生我养我的海岛的最后一点致敬？可惜，我知道这一心愿永远不会落实。
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这座岛屿被迅速卷入了厦门的整体发展战略。历任政府，总有一些莫名的政策，以鼓浪屿作为招徕资本的金字招牌。十年后的今天，鼓浪屿每天接待越来越多的陌生游人，彻底变成了四仰八叉摊着的老妓女，迎来送往间，再也没有以往的风情。对于本土居民来说，老房子年久失修，加上医院搬迁，人口老化，学校因为收不到足够的学生而一间间撤销。小岛越发不适合居住，同学、师长纷纷搬走。喧嚣，压倒了琴声。终于有一天，厦门人开始纷纷抱怨：“鼓浪屿不再像当年的鼓浪屿了。”
音乐正在从岛上全面退潮。以此为代表的鼓浪屿黄金时代的衰败，已然无法挽回。无论厦门人承认与否，现在的鼓浪屿只是我们心头的一杯冷咖啡，韵味不再，即便你在回忆里，把它热了又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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